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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5 02: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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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岫的生平概述

1894年中日战争时，他已14岁，1900年即有名的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中国的那一年，他已22岁了，这都是他目击自己祖国的人民，被那群野兽般的外兵践踏凌辱，和结合过去不久的“鸦片战争”及以后一连串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他都铭刻在心，而唤起他研究科学救国的热情。他在浔溪学堂，虽已受了较现代的教育，但他仍不满足于已知的学识；他买了许多数理化一类的书来自修，因他深知那群帝国主义者手中的法宝——战舰枪炮，都从这方面得来的。但当时环境束缚了他，无法作更进一步的深造。直到1905年，才得到公费派赴日本留学的机会。

他于1905年到日本，次年先入日本体育会肄业。因为他长期过贫困生活，那时身体并不如后来那样强壮，而且有一时期患过结核病。在体育会毕业后，即入东京物理学校，后来进入大阪医大习医。

从1908年——1916年的七年中，除因回国参加救护工作辍学一年外，在这长达六年留学期间，从不缺课；不但自己刻苦勤读，还帮助同学，每月比邀集同学研究各科讲义，每至深夜不休。

先生从日本归国后，长长地40年的时间，中国一直陷入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的困扰中。其间虽有少的可怜的医学研究机构，又大半为帝国主义所组织，和被少数有关分子所把持，这样，他只有开业糊口了。

先生为病人处方用药方面，轻易不肯用舶来品的新药，而宁愿采用国产的新药。实际他经常所用的又多是国产药物制成的酊剂粉剂。他的三弟允绲是经常为他治练中药的一位得力助手，当然在上海崇拜舶来品新药之分极盛的病家，是有意见的，但都经先生耐心地对他们说服：“中国也有好药，外国也有坏药。国内有自制新药与舶品的新药功效相等，我们医生就应采用自制新药。医生用药是在治好病，非不得已时，何必用舶来品呢？”这在一般挂牌的医生说罕见的。另一方面他还念念于国产药物的研究，和中国医学的改进工作。在研究方面，除了文献以外他还创一小规模的研究室，把研究工作与临床工作结合一起。余氏结合近代医学考证、查异、诠释中医源流、病名等，研究中医古典文献。民国14年赴日本出席远东热带病学会议，发表《中国结核病历史的研究》报告，提出“瘰疬与肺病同源说”，指出中国唐代《崔氏别录》即有记载，较法国林匿克氏之说早1200余年，引起国际医学界之瞩目。余氏积15年写成《中国古代疾病名候疏义》一书刊行，于中国疾病史之研究颇有价值。

余氏提倡国产药品，治病常用中药，在诊所内开辟化学研究室，研制中药制剂，整理中药方书，著有《国产药物的文献研究》、《研究国药产物刍议》等。民国6年发表《灵素商兑》，主张“废医存药”，引起医学界学术论争。民国18年3月，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后因全国中医界强烈反对，不久当局宣布撤销。

1949年全国解放了。一个历史上最丑恶的政府，在人民面前倒下去了；同时一个史无前例的人民政权建立起来。先生也和其他人民一样，好像从阴暗的斗室中走到宽大的场地，浴着新时代的曙光，他年龄好像轻了许多。他从解放他年到他去世为此，对***领导下的一切措施，无不衷心拥护，尤其有关卫生行政的措施，更是首先身体力行。他这种行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至于他对人民政府的认识，也是非常直接的。他说：“我把过去所经历过的政府和现在人民政府所措施的作一比较，我不能不跟***走。因***讲的话，做的事，无一不兑现，也无一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这样，我不跟***走跟谁走？”

1950年6月25日，美国统治集团，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竟狂妄地敢于深入朝鲜的北部临近中国的边境。因而中国人民有志愿军的组织，出国抗拒美帝。1951年春医界中也有赴朝救护工作队的运动，在上海，他首先响应，报名参加，领导上因照顾他的身体与年龄关系，未被批准。他常对朋友说：“组织上如果需要我到朝鲜去工作，将是一生最光荣的事。就是，还有比这更光荣的吗？”这绝不像年逾古稀人的话。他认为到朝鲜去做救护工作，比之辛亥革命由日本返国所作的救护工作，更有意义。虽然他自己未被批准，也终因他的热心首先报名参加，大大鼓舞了医界同志热烈参加的情绪。

1950年在华东卫生行政会议上提出开业医务人员走向集体的建议。1951年政府号召国防经济建设，他又首先报名参加，政府也同样照顾他的身体而未批准。1953年组织成立新成区第四联合诊所任所长。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委员会中医专门委员会委员，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典编纂委员会特邀委员和中华医学会理事等职。

在他医学革命方面言，于解放初期，因未了解政府的政策，所以他的想法，与它还稍有不同，这可在他医述初集第三版自序中的开头几句话，是可以看出的。自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作出三大方针后，他就彻底明了，同时与他希望中医走上科学路径的目标是完全符合而可把它统一起来。

先生正摒当一切，准备1954年去北京参加实际研究工作，而中央领导方面也正以热烈心情，期待他去工作。

然而遗憾的是先生在1953年9月30日的上午，忽然发生肠阻塞病象。进入上海广慈医院治疗，至10月10日好转。11月16日忽又转剧，乃入怡和医院，继而改入同济大学附属医院治疗。虽经多方挽救终归无效，延至一月三日上午9时35分，他安详地长逝了！据病理解剖初步报告，最终因是横行结肠上有溃疡并穿孔。并患初期癌瘤。

说到国内反中医，有不少重量级的人物:严复、、鲁迅、陈独秀等。然而，真正算得上“反中医”、“废禁中医”第一人的，其实是一个叫余云岫的人。1879年，余云岫出生于浙江镇海。年轻时的余云岫目睹中国科学落后、积贫积弱的现状，带着报国之志到日本求学。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汉医遭到废止，日本医学得到全新发展。这给了余云岫强烈的刺激和启示。余云岫把在日本学到的西洋医学和早年学到的中医两相对比，觉得后者相形见绌。由此，他发出了“长习新医，服膺名理”的感叹，立志以医学革命为毕生追求。

1916年，余云岫从日本毕业回国，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医学革命。而他的革命首先拿中医开刀。

1917年，余云岫写成《灵素商兑》一书，全书约2.5万字，是一部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医的奠基著作。

在书中，余云岫痛批中医，他认为“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中医学“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总之，中医被余云岫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被诟为“的祸首”。

余云岫甚至主张要“坚决消灭中医”，“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国际地位的“迁善”也无从谈起;“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余云岫完全把中医当成腐朽陈旧的旧医学，必欲取消而后快。他主张禁止一切有关中医的书刊出版，禁止中医办学校培养新中医。

在从日本回国后的10多年里，余云岫的名气并不大。他后来之所以声名远扬，应归结于一次全国性的卫生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当局通过了余云岫提出的著名的“废止中医案”。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包括、颜福庆、伍连德等当时的医界名流共14人。余云岫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没有一位中医人士参加。

会议讨论了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这一提案除了“一个‘医学外行’次长和一两个参事抱怀疑态度外，其余是满场一致通过”。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废止中医案”。

此案一出，医界鼎沸，全国震动，立即爆发了中医历史上空前的抗议风潮。全国中医界人士群情激愤，成立国医公会，通电全国，游行集会、请愿罢市。这些平日穿长袍的中医先生们，与当年的学生一样，走上了街头，走到国大会议的会场，进行静坐绝食抗议。面对全国中医界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政府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取消废止中医的提案。

虽然这次提案最终被取消，但对中医的打击是巨大的。余云岫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否定，差不多为当时的舆论界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余云岫还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因此，20世纪30年代后的一个时期，轻视、歧视、排斥、限制、打击中医的政策和言论不断出现;而另一方面，中医药界人士的集会、请愿、游行、罢市等斗争，也是此起彼伏。